侯文詠在《危險心靈》中提到的意見，大部份我都贊成，包含他藉著小傑的話語提到：『(如果某些事情年輕人都不喜歡，也不必要求年輕人一定要學) 有一天，這樣事情就會從我們的文明裡面消失！』
這其實就是文化與文化的競爭，某個文化消失了，不盡然是那個文化不好，祇是沒有人喜歡它了，以至於它找不到載體，無法承續下去了。
這就是道金斯在《自私的基因》中提出的 Meme (瀰因，被我借來做為部落格的名字) 概念。
文化與基因一樣，都需要載體才能代代傳遞，一旦它找不到載體，它就祇能滅絕，而讓其他的文化繼續在世界文化上演化、競爭。
所以我也不認為有什麼是『一定』要教給學生的。如果某種文化少了這種強迫的手段，就沒有人願意承接，那麼它的氣數也差不多該盡了。
我自己是台南人，閩南語卻越來越少講。因為我聽到的，閩南語拿來罵人的比用來稱讚人的多的多，自然就與它疏離。
如果哪一天，有一群有心人努力讓大家發現閩南語的美，就會一群像我一樣的人願意再多學些閩南語。否則，學校再多的母語教學日也救不回式微的閩南語。
我一直認為娛樂是最好的文化傳播與行銷管道！電影、遊戲、漫畫、小說……都是文化傳播利器。一部貧民百萬富翁的電影，讓許多人見識到印度不為人知的那一面，讓看過電影的各國人民都對印度文化有了些微瞭解。
如果說全球化讓某些文化更加邊緣化，怪誰呢？明明全球化讓行銷管道遍布全球的啊。閩南語的式微，閩南鄉土劇的負面行銷應該也佔了不少功勞吧！沒人用心做行銷，怪誰呢？
不過，我有一點不太瞭解的是，即便侯文詠提出了非常自由競爭的概念，但他卻也講了：
我不明白為什麼像台灣這樣一個國家，不能用過去像十大建設這樣的氣魄來從事教育建設，努力讓所有的孩子都有好學校可以讀。讀書實在是生命中最美好的事情之一，可是我們先得讓每個小孩不必為了升學壓力而讀書，這樣，我們的國家將來才會擁有一輩子都想要讀書的人民。
教育是要錢的啊！而且不像十大建設，錢投入下去，建設蓋出來就成了；一旦決定要小班教學、增加教師員額，不論是什麼方式，這個錢就是持續性的支出，每個月、每個月的支出。如果多聘一萬名教師 (也就是增加約 8~9% 的教師人力)，光是人事費用每個月就需多支出 4 億元，含年終獎金、績效獎金一年要多花 58 億，還沒算退休金。
可是增加的這一萬名教師其實也沒辦法幫現職教師分擔多少工作。增加 8~9% 人力，也就是幫每位現職教師分擔兩節課左右。教師一個星期少上兩節就能讓教育成果大幅提昇嗎？恐怕大有問題。所以一年 58 億絕對遠遠不夠。
但就算是 58 億好了，現在國庫不足，要多拿 58 億出來恐怕也是不太容易的事。雖說如果能減輕現職教師的工作負荷量我也是滿開心的，但真要政府有這個氣魄去做，我們就得想想：『是不是又要加稅了？要不然哪來的錢？』
一旦要加稅來減輕教師的負擔，祇怕教育成果還沒出來，先弄得教師整體裡外不是人！親師關係緊張，教育成效就要打好幾個問號了。
此外，我覺得美國能有快樂學習的環境，台灣沒有，這可能也是整體環境所形塑而成。
鳥類學家賈德‧戴蒙有一次在新幾內亞做研究，他的助手，一位新幾內亞人問戴蒙：『為什麼你們歐洲人發展出槍炮而我們沒有？是不是我們新幾內亞人比較笨？』
這個問題讓戴蒙回去寫了一本厚重、得獎不斷的書：《槍砲、病菌與鋼鐵》。戴蒙研讀許多生物學、歷史、人類學研究，他的結論是，人類各種族在智能發展上並無二致，但是因生存環境不同，讓這些種族的命運走向非常不一樣的方向。
在新幾內亞，環境、物資缺乏，使他們還有人民過著半游牧的生活，必須花費大量時間以滿足生存的最基本需求，避免餓死。反觀在歐美地區，環境物資豐富、生物種類眾多，讓歐美人的老祖先得以從眾多的生物中選出產量高者加以培育並進入農業時代。
農業進步了，大家花費在尋找食物上的時間變少，就有機會發展其他的工藝產品，這些工藝產品進一步的迴饋，讓農業進步更快。這個正向迴饋的循環越來越快，歐美的進展就越來越快速。相反的，新幾內亞的同伴們一直將時間花費在尋找食物上，沒辦法有更進一步的發揮。
所以戴蒙做結論，從新幾內亞移民到美國的人很快就能學會美國人的各項事物，顯見新幾內亞人並不是比較笨，而是他們的環境讓他們沒有機會發展出美國這樣的科技。
歷史學者黃仁宇討論為什麼中國沒有發展出資本主義時，他的結論也是：『因為中國的地理環境，使得資本主義不容易在中國發展、生根』。
一個區域無論大小，以演化的尺度來看，總是會有許許多多的人在這個區域生活過，這許許多多的人帶有各式不同的想法，並在這邊相互競爭想法的承繼人 (Meme 概念)，但就像類似區域的生物會有趨同演化一般，生活環境類似時，也會演化出類似的文化來。
當我們抱怨歐美的教育比亞洲的填鴨教育方式好的時候，我們恐怕也得想想為什麼歐美可以出現那樣子的教育方式？為什麼亞洲普遍以填鴨教育為主？這恐怕也與環境脫不了關係。
台灣小小一個島，人民有兩千三百萬，每個成年人都想要競爭一個比較好的工作職位，希望藉此養活自己與家人。但島就這麼小，資源就那麼少，好的工作那麼一丁點，所以大家都要去搶這些好的工作。
當公司老闆收到一堆履歷表，他與這些人都沒有見過面、沒有共事過，不知道這些來應徵的人到底工作能力強不強、是不是個好人……他唯一能知道的就是學歷：『嗯，這個大學畢業，那個才小學畢業，好，錄用大學畢業的這個。』『嗯，這個人是台大畢業，那個是○○××沒聽過的大學畢業的，嗯，還是選台大畢業的保險一點 。』
既然大學畢業、台大畢業比較容易找到好工作，大家也就想要讓自己擠進大學、台大的窄門，以便於日後比較好搶工作。但台大能招收的學生就那麼多，大家都在想辦法擠進去，所以這個搶工作的競爭就提前到搶大學來了。這個競爭可以一路往下延伸到搶好的國中、好的國小。人口同樣很密集的日本連進幼稚園都要經過考試，這真是悲劇。
反觀像芬蘭好了，國土是台灣九倍大，人民才五百萬，他們能擁有的資源就多很多，也許一個國小畢業的人也能擁有還過的去的生活，他們當然就比較不會在乎學歷的『選擇』作用，因而能在教育上有較多的發揮。
所以，我其實對台灣的教育改革滿悲觀的！因為不論上面怎麼改，或是依照侯文詠說的由下而上的教改，必然都是理想多於實際，然後，這些『理想』就會迫使許多人一起違法。
不能說有教育理想不好，但是空有理想，看不到現實，就是造就大家各顯神通，有辦法的就鑽漏洞違法，沒辦法的就祇好乖乖守法。
有辦法的人說：『高中職社區化？祇能讀鄰近的學校？沒關係，我有認識朋友，我想辦法寄戶口在建中、北一女的學區，讓孩子可以獲得較好的資源。就算他們的老師不是特別會教，但讓我的孩子多認識一些聰明的同學也是好的。』
但這樣的結果你怎麼教學生要守法？要告訴學生說：『守法是沒辦法的人做的事，有辦法的人根本不必守法』嗎？如果沒有這些祇重理想卻不切實際的規定，雖然不公平，但大家反而都能守法，不必做一些陽奉陰違的事，在教育學生時比較不會心虛。
更何況，現在我們有了一堆很理想化的規定，但是社會有比較公平嗎？
最後，侯文詠的這本書讓我想起十幾年前反對教改的聲浪。
當初教改提出來，就有許多老師反對教改，其中一個聲音就是說教改團體成員都不是教育專家，所以這個教改是不好的！要反對！
如果認為教改不好，就一項一項列出來並加以駁斥，列幾條最嚴重的缺失當作攻擊武器拿來打教改團體也就是了。但以『教改團體成員沒有教育專家』來反對教改那就很糟糕了，你怎麼能確信人家就不懂教育呢？
就像侯文詠，他也不是教育專家，但是大家捫心自問，有沒有辦法把教育的問題看得像他這麼透徹？我們自詡是第一線教師、是專門培育出來的教育專家，卻無法將教育問題做這麼深入的剖析，那麼，是不是『教育專家』這個身份有那麼重要嗎？
拿這一點來反對教改實在是一點攻擊力道也沒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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